莼湖镇的桐照、栖凤、洪溪三个渔村地处海滨，背山面海，溪流短促，饮用水一直是村民的心头之患。解放初期，各村人口在三五百户，加之村后青山常绿，天气风调雨顺，用水不成问题。桐照村中有条小溪，发源于高梧山麓，常年流水不断。我家离溪畔不远，春天，伙伴们用麦杆或棉线上系葱段钓小蟹，嘴里“谷谷”的唤着，总能钓到好多只螃蜞，拿回家，放养在沿阶下的石缝里。夏天，伙伴们在溪坑里玩耍，用沙石筑起小坝，涨满了溪水，大伙光着屁股游泳，打水仗。秋天，溪坑的临水石缝里会有河鳗伸出头来，一个洞大多有三五条。大伙用铁丝或硬铅做成鳗钓。先在煤油灯上将铁丝烧红，然后绕弯，再在磨刀石上将绕弯的尖端磨锋利，一根鳗钓便做成。用鳗钓瞄准石缝河鳗的鳃帮，使劲一拉，一条活生生的河鳗便被拉出洞来，只要有耐心，要烧煮一碗鳗羹不费吹灰之力。大雨过后，溪水是清沏的，村民们直接用水桶挽水挑到家饮用，但平常日子饮用水还是到“河”里去挑。 

    桐照村民语言中所谓“河”，其实是两个人工挖成的大水池。村子东西各一个，四方形的，边长近二十米，深达十余米，水质优良，是天落水和山涧的渗水，五六十年代足够全村饮用。村中差不多家家有三件必备的器用家伙：水桶、扁担、七石缸。有的家庭甚至拥有好几双水桶，担水也是村民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课题。那时候有一种与天气反常的景观。即晴天久旱的桐照村墙弄巷街是湿漉漉的，大雨过后天放晴的桐照村路面才是干燥的。因为晴天家家挑水把路面溅湿了，而大雨过后家中储足了水无人挑水所以路面暂时干燥。

    五十年代末，大炼钢铁对林木的砍伐，六十年代中期人口的爆增连柴草都紧张，山光了水失了涵养之源，直接威胁着村民的生活。七十年代，溪水经常干涸，河鳗绝迹，小蟹也逐渐少见。最难为的是村妇。解网回洋的渔民有好多衣服要洗，夏天衣服更须每天换洗。妇女们挑着一担衣服，带着练杵和肥皂到处找水洗衣，村中的溪埠头早已无水可洗，她们到山谷水坑中去洗，再后来到河泊所、吴家埠等村去洗。“介好的水”成了村民羡慕有水村子的口头语。

    一九七一年大旱，两只“河”早已河底朝天，人们排起长队，等待着河底角落小坑中的渗水涨出。那年景我在桐照学校教书，进校时挑着一双空水桶，放学后到村后的山谷中寻找水源，用铜勺舀满一担后才回家。有次午夜一点多，我被母亲叫醒，说是离村三里地的小水坑轮到我家刮水了。我急匆匆赶到那里，一条干涸的溪滩上临时挖出的小水坑在慢慢地渗水，每用铜勺刮一次得费五六分钟，费了一个多钟头才将连水带沙的一担水“刮”满。我真佩服群众用词的精到。

    九十年代村后的水库加高了，还安装了自来水，但都无济于事。水表是摆设，水龙头一直开着，反正十天倒有五天无水。为解决饮用水困难，村民想尽办法在建新房时多了一个附加设施——地下水窑，可容纳二三十立方的水，装的是天落水，自来水，买来的水，采取丰水期多储些，枯水期少用些的方法过日子。九十年代缺水期有些村民建新房光建筑用水就花费四五千元。二00三年“非典”期间又逢大旱，桐照的饮用水靠从莼湖、吴家埠一带买水解决，最紧迫时水价达到每吨十六元之巨！皮囊装水的拖拉机手赚得喜上眉梢。在桐照以卖水谋生的活计从未断过。

    电视上有句广告词称“地球上的最后一滴水是人类的眼泪！”虽然夸大其词，绝非危言耸听。别以为荒漠和干旱只在非洲，要知道我们每人拥有的淡水量还不到世界人均量的四分之一，全国有四百多个大中城市缺水，宁波也名列其中。奉化的淡水资源是较富足的，但市民的节水意识并不到位，危机感不强。过去平原地区的“茶”是用河水盛入小罾在饭镬中蒸的，有刺鼻的泥腥味，没有滚沸，但很少有喝坏肚子的，如今的河塘水谁敢煮来喝？有多少致人死命的病毒和化肥农药残汁？保护水资源是何等的重要。渔村的缺水环境造就了渔村人的节水意识。人们在洗手洗脸时，从来不会打上满满的一脸盆水，通常时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盆。以笔者而言，虽身居奉化二十余年，但某些节水举动习惯成自然。比如洗碗碟，总是在水斗里灌上水洗好，最后水龙头冲一下完事，从不会开着水龙头一只只碗碟冲洗。而我常常看见某些家庭主妇“洗”碗碟其实是“冲”碗碟，让珍贵的自来水哗哗地流失，而且动作迟缓，漫不经心，让人心痛不已。我的妻节水成癖，家中衣物悉都到锦溪河洗涤，顺便从河中带水浇阳台上的花草。万不得已在家洗衣时，也要用第三落水拖地板，洗拖把。这样一来，我家一般一季度用水十吨多些，恐怕与一般家庭的一个月用水量相仿。

    只有失去的东西才是珍贵的。眼下我市拥有横山、亭下两只超亿方的大水库，水资源人均拥有量位居不低，但决不能高枕无忧，“非典”那年横山水库水位下降不也让奉城的人们人心惶惶吗？如果我们平常多一点节水意识，防微杜渐，就会增加抗击旱灾的心理承受能力了。